Abstract: 学者对白族乡戏“吹吹腔”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,归纳起来主要取得了以下成就:第一,从戏剧史的角度,对吹吹腔的源流进行了梳理。第二,从文化学的角度,对吹吹腔与宗教信仰、民众生活等事项的关联性进行了调查分析。第三,从艺术本体的角度,对吹吹腔的风格特征进行了研究。第四,从对策研究的角度,围绕吹吹腔的保护与发展问题,提出了相应的措施。学界对吹吹腔的研究,为吹吹腔的历史特征、文化特征、艺术特征以及传承与保护问题的研究,提供了有益的参考。然而,我们也看到了进一步研究吹吹腔的必要性。首先,缺乏综合艺术研究的视角。研究者对从历史源流、剧本、音乐、面具等角度切入,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,尚未有意识地将戏曲艺术作为一门综合了音乐、文学、舞蹈、美术等艺术形式的艺术门类加以研究。尤其是剧本文学的研究,学界远不曾阐释出吹吹腔剧本具有的美学意蕴。其次,缺乏文化整体观。即尚未将吹吹腔戏曲与白族宗教信仰、政治生活、民族认同与性别关系等文化事项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研究。再次,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缺失。在调查过程,已有的研究很少采用文化人类学深入访谈、参与观察以及主位、客位、深描等方法,使得调查难以全景、深入地反映吹吹腔戏曲在白族民间生活中的地位。论文指出,白族乡戏吹吹腔的研究,应该采用戏剧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,从扎实的田野调查法出发,对吹吹腔的历史记忆、当代复兴、艺术表演、传承困境进行深描,从而揭示出吹吹腔与社会、历史、文化、政治、审美诸事项的关联。从戏剧人类学的角度,对云龙白族乡戏“吹吹腔”进行研究,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。理论上,可以拓展传统民族民间戏曲的研究方法,促进戏剧人类学的学科发展;现实方面,既可以为传统民族民间戏曲的传承与保护提供参考,又可以为和谐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作者在云龙县范围内,选取6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吹吹腔剧团,采用文化人类学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方法,以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,对各田野点吹吹腔戏曲演出的历史、现状进行深入调查。以格尔兹提出的“深描”方法,对吹吹腔戏曲演出的历史、场地、目的、意义、程式、效用等进行全景式勾勒。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:第一章,从历史文献、口头传说和艺人口述史的角度,追溯了云龙白族吹吹腔的源流与历史变迁。第二章,从艺术本体出发,描述吹吹腔与祭祀仪式、音乐的关系,以及吹吹腔的角色扮演技巧和剧本的收集、整理、创作活动。云龙县各剧团的吹吹腔表演,都有相应的戏台祭祀仪式。吹吹腔艺人对吹吹腔与京剧、滇剧、川剧在音乐方面的差异有清楚的认识,在唱腔、器乐方面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民间分类体系。民间艺人对剧本的创作与整理,也是吹吹腔表演艺术的一部分,创作、整理剧本的艺人同时也是演员,他们将对剧本的理解运用于演出活动中,形成了剧本解读和演出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。第三章,从国家历史文化变迁与民间艺术传统的盛衰关系中,探寻云龙吹吹腔在当代的复兴历程,着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近35年来的复兴。第四章,结合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,对云龙吹吹腔传承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进行条分缕析。吹吹腔的传承困境,主要表现在两方面:首先是缺乏足够的资金;其次是传承人和观众的培养面临困难。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:第一,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看,吹吹腔艺术具有浓郁的宗教属性,主要体现于戏神信仰、戏曲表演、演出目的以及建台、踩台、服饰等事项中,还体现在和演出活动相关的其他本土宗教信仰之中。第二,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的农村,吹吹腔都不曾成为商业戏曲,而是和节日中的宗教祭祀、娱乐活动交融一体。吹吹腔这样一种非商业化的民间乡戏,具有其独特的功能和意义。吹吹腔对当地民众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心理的形成有促进作用,并促进了当地民众道德观念的形成。第三,吹吹腔三十多年来的复兴,由多种力量推动而成。国家文艺政策从反对、压制吹吹腔到提倡、支持吹吹腔的转变,是吹吹腔复兴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外力。民间艺人自觉传承吹吹腔的精神和行动,是吹吹腔复兴的内力。吹吹腔复兴的力量还来自于媒体和学术界。第四,吹吹腔的保护和传承可从以下几方面着力:不随意篡改吹吹腔的表演体系,在尊重传统,学习传统的基础上创新,传统剧目和现代剧目一视同仁;提供较为充裕的资金,扶持每一个剧团,使经费分配制度尽量合理化,将经费用于戏台、戏服、道具的更新和发放传承人补贴;加强剧团组织建设,正确处理好剧团和老体协的关系;成立吹吹腔传习所或举办县级吹吹腔培训班,以老艺人开堂授课的方式,加紧保护吹吹腔;对老艺人的优秀剧目表演要领进行数字化保护;对剧本、脸谱、传统服饰、道具等进行搜集、整理和研究;在各剧团推广吹吹腔进校园的活动;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和实施,明确民间艺人的责、权、利,让传承活动有法可依。